徐继畬于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进士，进入翰林院。道光十六年，出为广西浔州知府，又擢任两广、福建。履职福建期间，因涉通商事务，久居厦门，与美国雅裨理等西方人士多有接触与交往。这为他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，使他对“中国”之外的世界，有了比较广泛的了解，为他后来写作《瀛寰志略》奠定了基础。

1842年，徐继畬奉旨由福建入朝觐见。面对道光帝关于各国风土形势的询问，徐继畬奏对详尽，道光帝深为赏识，并授意其纂书以呈。这是《瀛寰志略》得以成书直接推力，没有道光帝“布置作业”，徐继畬纵然想写这样一本书，大概也不敢轻易下笔。有其识，亦未必有其胆。

此后，徐继畬便开始“奉旨”著书。他向雅裨理借摹世界地图册，搜集、借阅各类西方文献资料，五阅寒署，终于在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年）完成初稿。该书初名《舆地考略》，后改名为《瀛寰考略》，后又参阅魏源《海国图志》（初版），博采广纳，拾遗补阙，使其内容日臻完备，最后定名《瀛寰志略》，于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年）初刻于福建抚署。

该书先总后分，按亚洲、欧洲、非洲、美洲的顺序，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疆域、政区、历史沿革、经济、社会风俗、人种及宗教等情况。同时，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，且于每篇末尾，附有作者议论性按语。这就赋予本书远超一般地理历史书籍的思想政治意义。书中一段评价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文字，既是对异域人事的赞美，自然暗含对自己身处其间的古老帝国的殷切希冀。那段在今天看起来犹不失先锐的文字，其深刻的思想洞见，源于他对西方的认识，也足以让西方对他所在的东方古国刮目相看。这段文字被镌刻于石碑，至今犹被展示于美国华盛顿纪念塔。

然而，此书未及进呈，道光帝驾崩，非议、抨击随之而来。晚清官场中，连被誉为“清醒看世界第一人”的郭嵩焘，起初都说此书“述英法诸国之强，过之”，虽然他在出使英国，耳闻目睹之后，曾发出徐继畬“所言乃确实如是，且早吾辈二十余年”，“深识远谋加人一等”的赞叹。可以想见，《瀛寰志略》甫出，朝野上下，有多么不受待见。之后，徐继畬因在处理神光寺事件时的方法与一些人意见相左，被言官多次上书弹劾，终在咸丰元年因“抚驭之道，岂竟毫无主见，任令滋扰”的理由被革职回京，降为太仆寺少卿。次年，吏部追论其在巡抚任上逮送罪人迟误，徐继畬终被罢黜归乡。仕途失意，实祸系一书。

清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，外忧内患，国难当头之际，清廷想起了徐继畬，想起了这位熟谙“夷情夷务”的老臣。同治二年，徐继畬接到让他即刻赴京的圣旨后，“扶病入京”。是年十月，皇帝颁布谕旨，任命其以三品京堂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，协助恭亲王奕䜣处理外交事务，后授予太仆寺卿之职。

对于年逾古稀的徐继畬来说，官阶高低已不重要，最让他释怀的，是为适应洋务运动发展与对外事务的实际需要，《瀛寰志略》这部凝聚着他的心血和精神寄托的书，在遭遇冷落之后，终于在1866年，由总理衙门主持重刻，并定为京师同文馆教科书。同治五年，徐继畬以老病乞归，七年后卒于家中。

值得一说的是，早在1859年，《瀛寰志略》已流入日本，且多次刊刻，广为传布。这为推动日本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，实现社会由封闭向开放转型的明治维新运动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滋养。此正所谓“墙里开花墙外香”，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一叹。

（本文主要参考史料《清史稿-徐继畬列传》）

2026年5月29日